我又翻阅了死者后脑勺的照片，因为尸斑的影响，不能确定死者的后枕部头皮出血严重不严重。但是从现场地面的情况来看，死者的头部确实稍稍陷进了泥土里一些。这就说明，死者是仰卧位被击打的。如果是一手掐颈，固定住死者，一手拿着这么重这么大的木锤杀人，这个凶手的体格还真是不一般了。

我拿起宾馆写字台上的台灯，一手按住床上的枕头，一手模拟这案发时的状态。

嗯，只有这样了。我说，既然死者没有中毒、没有能够导致晕厥的窒息征象，那么只有可能是体能悬殊的情况下，才能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。可是死者已经有一米八了，这凶手难不成是打篮球的？

我放下台灯，坐在床上发呆。这一晚上的研究，似乎有所发现，又似乎没什么作用。死者究竟是谁，凶手到底在哪？这个案子的答案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。

3

第二天一早，当我们重新来到专案组会议室的时候，就知道事情不太妙。昨天会议室里的那种阴霾，在今天似乎更加加重了。大家似乎已经不是沮丧，而是垂头丧气了。

有好消息，也有坏消息，听哪个？黄支队倒是打起了精神，说道。

当然是好消息！大宝抢着说。

尸源找到了。黄支队说，果不其然，这个家伙，还真是个诈骗分子。

我长吁了一口气，可以说，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好了。而且，内心里燃起一些骄傲的情绪。

死者叫刁才，25岁，云泰人。从小游手好闲的，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。黄支队说，这人一般不太和人接触，周围的人对他也不是很了解。我们确定身份，主要还是先确定了这个号码确实是刁才本人在使用。然后，我们取了他父母的dna，验明了正身。

还有，他没有稳定工作，但确实有着不错的经济收入。一名侦查员自嘲似的补充道，我们去银行调了流水，他的收入比我们高不少。所以，基本确定他确实在从事电信诈骗的犯罪行为。而且这种电信诈骗，还没接到相关报警。

这么好的消息。我兴奋地说道。

那坏消息是啥？大宝问道。

坏消息是，我们调取了刁才的手机通话记录，你猜这一周之内，有多少条？黄支队苦笑着问道。

三百条？我见黄支队这意思就是不少，于是可劲往上猜了一下。

七百条！黄支队说。

我吓了一跳，说：七百条？一天一百个电话他是怎么接得过来的？

都是生意上的吗？林涛说，受骗的人这么多？

受骗的人有多少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打电话咨询的肯定不少。黄支队说。

这么多人都对自己的配偶心存怀疑吗？大宝说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哪里？

黄支队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。

确实是一个坏消息。我说，不过，既然我们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是前天傍晚，那个时间点的电话号码是不是可以作为重点排查的依据呢？

如果要排查，就要做到万无一失。我们没有依据可以证实，凶手和死者打完电话后不久就杀人，对吧？黄支队说，即便我们大胆地缩小排查范围，依旧是非常难的。因为，我们手上没有证据，没有甄别的依据，让我们如何去排查呢？更要命的是，有很多电话，都是固定电话，诸如公用电话什么的，就更没办法排查了。

也就是说，通过手机号码来发现犯罪分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。我沉吟道，但至少我们现在更改了侦查方向，也算是进步。

黄支队点了点头，表示认可。

我接着说：昨天晚上我研究了一下致伤工具，确定是一把又大又重的木榔头。而且，使用这把榔头的人，应该年轻力壮，可以单手举得动这把很重的木榔头。

这样的依据，依旧很难为侦查提供方向。黄支队说，总不能找来人拿着木榔头实验吧？

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意在杀人，携带任何一个工具都可以，为什么要携带这么笨重的工具？也不算是杀人的利器。我说。

对啊，又不是水泊梁山，霹雳火秦明随身带个狼牙棒。大宝说。

不一定就是预谋杀人。黄支队说，按照电信诈骗的常用套路，这一次也许是刁才向凶手提出敲诈勒索的意图，可能是激情杀人。

去赴约还要带个笨重的木榔头？这就更说不过去了呀。我说。

也是。黄支队陷入了沉思，说，什么人会去哪里都带着个这么大的玩意儿呢？

大家都在思考，但显然没有答案。

现在侦查部门的工作是什么？我打破了沉寂。

哦。黄支队被我突然从冥想中唤醒，说，我安排了人，到处寻找刁才散布出去的小广告，锁定广告覆盖的区域和人群，说不定能有一些发现。

我点了点头。

这时，黄支队的手机响了一声，他疲惫地拿起手机，看了一眼，突然两眼发光地说：哎？这个有意思了。

什么？我问道。

黄